从前去照相馆拍照是很隆重的事情

从前长沙的商业繁荣，抗日战争以前，30多万人口的长沙城竟有照相馆21家、理发店2700余家、澡堂27家、旅馆800家、洗染店80余家、影剧院30家。

时间走过百年，有的老字号败给了岁月，有的延续至今，譬如南京理发店和凯旋门摄影社。今天我就说说我与长沙老字号的交集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文、图/陈波

照相馆

1862年，里仁巷已有“长青阁”照相馆，为长沙照相业之始。1875年，长沙又有人在贡院西街开设了照相室，但此时的照相馆设备都很简陋。真正称得上照相馆的是1891年长沙西乡人瞿瑞卿在药王街开设的镜蓉照相馆。以后照相业务发展很快，到1908年，长沙已有照相馆20多家。1928年，裕新公司增设照相部，环灯闪烁，连楼梯也铺上鲜艳的地毯，气派非凡。此时著名的照相馆有“新华”、“蓉光”、“四明”、“大光明”等16家。我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出生的外婆，在她30岁生日时，就在蓉光拍摄了一张生日纪念相片。“文夕大火”过后,长沙仅剩10家照相馆，因陋就简，支撑着营业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全市照相馆又恢复了20多家，其中以“凯旋门”和“云芳”最负名声。我爸妈60年前就在凯旋门拍摄过结婚纪念照。几十年后的1989年，我也在凯旋门和老婆拍摄了一套彩色婚纱照。

在拍照手机出现前，个人、家庭和集体，拍摄照片是件蛮隆重和神圣的事情。人们去照相馆拍照，主要是为了纪念，譬如同学久别重逢，朋友远行，亲人的寿诞，庆祝各种节日。还有去某地游玩，在景点拍照，这个就和今天打卡拍摄一个意思。

很长时间里，亲戚朋友互赠相片是彼此感情深浅的一个标尺。我妈妈在上世纪50年代去大连谋生，以及从大连回长沙，她的朋友都与她互赠照片。

那时的家庭相册，更多是成员生日的纪念照片。我是独生子女，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，所以爸妈特别在乎我，从我满月、百天、半岁、周岁，一直到小学毕业，爸妈都会带我去老字号的庐山照相馆拍摄纪念照片，当成永久的记忆。59年过去了，老年的我翻看幼时的自己，除了感叹岁月无情，也常常被爸妈对我的深情感动，有时生活中与他们发生不快，想起他们对我的爱，什么都会释然。道理很简单，我这个年龄段的人，有几个父母会在儿子的每个关键时段，用在照相馆拍摄照片纪念他们的成长？

1980年，与我们失联几十年的外婆找到了我们，思女心切的外婆来信，让妈妈爸爸和我拍一张照片寄给她，那是我们第一张全家福。我们想都没想，就直接跑去庐山照相馆，拍摄了一张中规中矩的三人合影寄给了境外的外婆。这张定格了中年爸妈和少年我的全家福，躺在我们家庭相册四十多年了。它是我们仨温情岁月的见证。

理发店

1914年日本人龟田在长沙苏家巷开办的西式理发店，是长沙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理发店。开业伊始，长沙各理发店老板耳目为之一新，纷纷仿效。西式理发用品转椅、推剪、电吹风等在长沙理发店开始使用。到20世纪30年代，长沙理发业进入鼎盛时期，著名理发店有“中华”、“南京”、“远东”、“环球”、“青年”、“华中”、“欢颜客”、“好莱坞”8家，尤其以新坡子街的中华理发店、青石桥的南京理发店独领风骚。这两家理发店均为江苏扬州人开设，以设备新颖、布置时髦、男女分楼、技术讲究、接待周到、店规严格而赢得顾客青睐，并且首开药水配方、发型设计、电烫发式、白发染青等业务。

我第一次进理发店是满月那天，爸爸带我去老字号中华理发店剃胎毛。中华是爸爸的定点理发店，中华的魏师傅是他“专属”理发师，每次爸爸去中华，只找魏师傅理发。也许因为如此，爸爸把我人生剃第一个头，安排在中华，放心地交给魏师傅打理。

在我童年时，妈妈常常念叨，爸爸给我剃的第一个头花了5块钱巨款，要知道那时长沙理一次发才一毛钱，这事我一直记得。直到前段时间，我问94岁的爸爸，他才告诉我，不是理发费5块，是打了一个5块钱红包给魏师傅。因为给他第一个儿子剃胎毛，是一个比较隆重的事情。

我少年时就去南京理发，我的“专属”理发师姓林。

南京一层是男式理发区，二楼是女式理发区。林师傅的工位在进门右手边靠里的倒数第二。每次去南京，我目光都瞄向他的工位，此时他会用微笑给我打招呼。如果他在为别人理发，我就坐在一旁等候。最开始就干坐，慢慢他们的服务提升了，会倒杯茶水给我。轮到我了，他不用问也知道我是万年不变的平头。少年时就纯理发，20岁后他开始给我修面，就是用剃刀刮整个面部的汗毛和胡须。这是我最大的一个享受，剃刀在面部轻轻游走，有种说不出的舒坦。这个技术在今天的年轻和中年剃头匠里面基本失传。

剃头时，林师傅有一搭没一搭和我闲聊，记得他说过，从前商店的先生（营业员）每天一大早，赶在商店开门前来南京修面和做发型，把自己捯饬得整整齐齐再去上班。林师傅作为从那个时代走来的人，永远都是从头到脚，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，他继承了那个时代的优雅。后来他退休了，再后来他才七十出头就下世了。

洗染店

长沙洗染业起源于l917年开设的“华西法”洗染店。洗染业在行业竞争中形成了各自的洗染特色。抗日战争前以洗衣店为主，主顾为洋行职员、水兵、绅士、官商、名伶等，衣裤不论长短收费仅银元5分。抗日战争胜利后洗染并举，渐有“东谢（谢松林）、西俞（俞建达）、南苏（苏鸣斌）、北蛟（龙长云）”之称。位于东面青石井的美丽洗染店，以精洗五彩绣品、干洗毛呢及皮衣擅长，所洗绣花织物，去污保色，干净透彻，所洗皮货不走硝、不脱毛，饮誉省城；西边药王街的瑞华洗染店（湘江洗染店之前身）则以染色织补载誉同行，所织补的毛呢绸罗、花色影格等衣料，达到了经纬清晰、织破如新的地步；位于南正街的宝华洗染店以洗染吕宋帽而闻名遐迩，染料地道，漂染考究，深得顾客赞许；北门的世界洗染店则以色染土布占据优势，业务量之大为行业之首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童年到少年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，家里人也好，邻居也罢，没见过他们去过干洗店，道理很简单，那时候的人们穿衣，要不是穿得破破烂烂，要不是补丁垛补丁，根本不需要干洗，就用搓衣板水洗。

我第一次去干洗店，已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了。那时刚和老婆恋爱，她在当时最高档的中山路百货大楼，为我买了一套上海出品的响铃牌西装。西服不可以水洗，不然会变形和缩水。于是在那套响铃牌西服穿脏后，我第一次走进位于五一广场的老字号湘江洗染店。记忆中，一套西服的干洗价格是两块钱，差不多是我一天半的收入。后来爸妈又陆续为我添置了呢子大衣和全毛中山装，这类面料都不适宜水洗，因此我跑湘江洗染店的次数多了起来。

也许你会问我，怎么老是跑到湘江洗染店？告诉你，当时全长沙只有他们一家。社会的进步速度远远超出你的想象，才过去几年时间，先是华天这类五星级宾馆有了自己的干洗房，为住店客人提供干洗服务。这些星级宾馆因为设备的产能过剩，也对外承接干洗业务。同时个体干洗店也遍地开花，这时人们的干洗选择就大了，我去湘江洗染店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。（本文资料来源：陈先枢著《湖南老商号》，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出版）